作者：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常方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经济的数字化和低碳化加速推进，全球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加速调整，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从政策维度看，逆全球化思潮依然盛行，少数大国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仍是加剧全球经济分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迫切需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重塑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形成应对全球经济挑战的合力。

　　一、全球经济在调整中呈现分化态势

　　近年来，全球经济的发展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性，各国在经济增长、贸易投资、公共债务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呈现明显的分化态势。这种分化不仅直接反映了各国经济发展政策之间的差异，也会进一步增加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一）经济增长表现分化

　　2024年，全球经济总体上仍行进在中低速增长轨道。总体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但是增长势头有所放缓。并且，主要经济体的增长表现具有明显差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估计，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2%，较2023年下降0.1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为1.7%，与2023年持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为4.2%，较2023年下降0.2个百分点。

　　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经济得益于强劲的消费和非住宅投资，2024年其增速为2.8%，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的平均水平，仅次于西班牙的3.1%。相比之下，很多其他发达经济体表现逊色。例如，2024年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速均为-0.2%，英国为0.9%，法国为1.1%。不过，随着美国财政政策逐步收紧，劳动力市场降温导致消费减缓，imf估计2025年美国的经济增速将放缓至2.7%；随着工资增长、利率以及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德国、日本和英国的经济增速预计在2025年将有明显上升，分别较上年提高0.5个、1.3个和0.7个百分点。

　　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不同地区和国家经济增长分化态势更为明显。分区域看，imf估计，2024年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为5.2%，远高于其他地区的同类经济体；欧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为3.2%，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东和中亚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增速分别为2.4%、2.4%和3.8%。分国家看，imf估计，2024年印度的经济增速为6.5%，而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的经济增速分别为3.8%、3.7%和0.8%。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速为5%。202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仍将呈现分化格局，亚洲和欧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中东和中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则有望上升。

　　（二）贸易投资增长分化

　　2024年，全球贸易增长态势良好，但不同地区表现各异。imf估计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贸易额较2023年增长3.4%，较2023年增速提高2.7个百分点。imf预计，2025年全球贸易额增速会有所回落，将下降到3.2%。从不同类型的经济体看，imf的预测显示，2024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额都实现了明显增长，但是后者的增速要明显快于前者，比前者高出3.2个百分点。2024年10月，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估计，2024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长2.7%，2025年将提高到3.0%。其中：2024年亚洲货物出口量增长高于其他地区，增速高达7.4%；而同期欧洲货物出口量则较上年下降1.4%，进口量下降2.3%。与贸易相比，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增长形势不容乐观。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2024年在排除通过欧洲中转经济体流动的情况下，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额较2023年下降了8%。分区域看，不同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差异较大。具体而言，非洲和北美两个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都呈现上升趋势，分别增长了86%和13%。除此之外，其他地区基本都呈现下降趋势。其中，欧洲地区在排除通过中转经济体流动的情况下，其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45%，27个欧盟成员国中有18个出现下降。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及亚洲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幅度相对较小，分别降低了9%和7%。从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额看，不同地区的差异同样明显。具体看，2024年，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为5880亿美元，北美为3170亿美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1730亿美元，非洲为950亿美元，欧洲为1040亿美元。2025年，受地缘政治和主要国家投资安全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全球投资增长继续承压，各地区增长态势也有很大不同。

　　（三）公共债务状况分化

　　近年来，全球公共债务水平高位攀升。根据imf数据，全球公共债务水平在2021年至2022年期间下降后，2023年再次上升，2024年全球公共债务规模预计超过100万亿美元，2030年将接近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0%。具体看，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债务风险差异很大。imf估计数据显示：2024年发达经济体的政府总债务占其gdp的比例为109.4%，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为69.9%；未来三年，发达经济体的政府总债务占其gdp的比例将会进一步上升到112.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会上升到75.4%。分区域看，北美地区的政府总债务占其gdp的比例最高，为116.1%；其次是东亚地区，为109.9%；欧洲、南美、非洲和中东地区分别为77.4%、77.2%、66.7%和40.9%。分国家看，2024年政府总债务占gdp比例最高的5个国家分别是苏丹（344.4%）、日本（251.2%）、新加坡（175.2%）、希腊（159%）以及意大利（136.9%）。另外，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美国、德国和印度的政府总债务占其gdp的比例分别为121%、62.7%和83.1%。

　　（四）宏观经济政策分化

　　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国家的政策倾向有所不同。在美欧等地区，尽管多数经济体均步入降息通道，但利率水平以及降息幅度和节奏存在显著差异。美国方面，根据高盛公司的预测，美联储将在2025年第一季度连续降息至3.25%～3.5%，此后降息幅度将逐渐放缓。欧元区方面，高盛公司预计欧洲中央银行将连续降息，最终可能下调至1.75%。英国方面，高盛公司预测，到2025年年底，英国将降息至3.75%，2026年第二季度进一步降至3.25%。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当中，在一些国家选择降息刺激经济的同时，也有国家的加息预期不断上升。高盛公司预测，在新兴经济体中，巴西由于经济过热，将会采取加息政策，预计2025年第一季度再加息150个基点。另外，日本在2024年3月结束负利率政策后，也采取了加息政策，根据这一趋势，高盛公司预测未来日本也会进一步加息。

　　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国家的政策倾向和力度也有很大不同。imf预计，发达经济体将在2024年和2025年收紧财政政策，并且到2029年时，发达国家将会把原始赤字减半。不过具体看，发达国家内部在财政赤字方面也有明显差异。从结构性预算平衡（generalgovernmentstructuralbalance）看，2024年欧元区赤字率约为2.93%，同期美国赤字率则为7.70%。并且与欧元区相比，未来美国财政赤字率预计下降幅度也较小，到2029年时仍保持在6.0%左右。虽然从趋势上看，二者都呈现下降状态，但从数量上看，美国的财政赤字额要远大于欧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方面，结构性预算平衡的赤字率差异也十分明显。以主要发展中大国为例，2024年巴西的赤字率预计为8.2%，印度为7.83%，俄罗斯仅为2.39%。虽然未来这几个国家的赤字率都将呈下降趋势，但降幅也相差较大。在税收方面，尽管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机制在推动政策协调和税务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各国之间的税收制度和政策仍存在较大差异，可能会导致税基侵蚀和监管不力。

　　在对外经济政策上，主要国家围绕保护与开放展开较量。2024年11月，wto发布的《国际贸易环境发展概述》报告显示，2023年10月中旬至2024年10月中旬，wto成员对货物贸易采取了169项新的限制措施和291项新的便利化措施。其中，限制措施的贸易覆盖范围估计为8876亿美元，远高于2023年度报告中的3371亿美元；同时，便利化措施的贸易覆盖范围也有所增加，估计为14404亿美元，高于上次报告中的9772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从2021年7月到2024年6月，美国是发起和实施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共发起131项反倾销调查、采取73项反倾销措施；同期中国仅发起10项反倾销调查、采取4项反倾销措施。当前，美欧等经济体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措施还在不断升级，尤其是对中国电动汽车进一步加征高额关税。但是，中国并没有因此走向保护和封闭，相反不断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举办了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一系列重要的贸易活动，还进一步扩大了外资准入和免签政策的范围。这表明在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盛行的背景下，世界上推动开放与合作的力量也很强劲，两种力量的较量日趋激烈。

　　二、全球经济风险与挑战加大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加。具体而言，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美欧“去风险化”政策、歧视性区域主义兴起、经贸合作“泛安全化”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等非经济因素都将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一）美国对外经济政策

　　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承诺要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至20%的基础关税并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60%的特殊关税。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后，其贸易政策将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重要因素。2025年2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的关税，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输美产品加征25%的关税。同月，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声称将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根据高盛公司的预测，美国加征关税的行为会拖累全球经济，可能导致全球gdp减少0.4%，并且如果美国征收10%的全面关税，影响可能还会扩大二到三倍。具体到不同国家（地区）而言，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有所差别。对中国而言，如果美国对中国加征60%的关税，可能导致中国2025年的经济增速减少近0.7个百分点；如果中国采取有效的刺激性经济政策，损失可减小到0.2个百分点。对欧洲而言，特朗普计划对欧洲征收针对性关税，重点是汽车相关出口，这一举措可能使欧洲地区实际gdp水平下降0.5个百分点。根据贸易开放度和制造业强度的差异，德国受到的冲击可能最大，其gdp可能下降0.6个百分点；西班牙和意大利受到的冲击最小，其gdp预计下降0.3个百分点。如果美国对欧盟征收10%的全面关税，欧盟gdp遭受的损失将会大大增加。

　　（二）美欧“去风险化”政策

　　“去风险化”最早在欧洲成为一个政策性概念。2023年1月17日，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世界经济论坛的讲话中提到，在处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时，欧洲主要关注的是“去风险而不是脱钩”。2023年3月，冯德莱恩在墨卡托中国研究所和欧洲政策中心联合举办的一场活动中进一步阐述了对中国“经济去风险”的构想。在此之后，“去风险化”这一概念逐渐被美国拜登政府所接受，成为拜登政府对华经济战略的重要一环。借由所谓的“去风险化”，美国提出“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的政策，其目的在于转移在中国的部分供应链，减少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美欧把安全与经济捆绑，采用政治手段来干预正常的经贸关系，打压中国，实质上是出于大国竞争的目的。在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全球主要大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全球产业转移和分工配置也是以市场经济规律为导向的。然而，由于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一直推行“去工业化”的政策，其制造业逐步“空心化”，岗位大量流失，供应链严重依赖于国外。从这一点看，西方国家的“去风险化”政策重点应该放在完善国内基础设施，加强国内产业投资及配套设施建设方面，而不是本末倒置地靠遏制中国来实现所谓的“再工业化”。并且，从实际效果看，限制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加征关税、调整在华供应链等许多“去风险化”措施不仅没有解决美欧本身的困境，还导致全球供应链的割裂和混乱，给中国以及包括美欧在内的相关经济体的企业造成严重损失。

　　（三）歧视性区域主义

　　全球保护主义盛行也对区域一体化带来严重干扰，歧视性区域主义随之兴起。imf研究指出，歧视性区域主义的具体表现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制定严格的产品原产地规则，以牺牲区域外价值含量为代价来增加生产中的区域价值含量；另一方面，在补贴计划中提出本地含量要求并对非区域贸易伙伴国家实施出口限制。具体看，当今世界最为典型的歧视性区域主义就是美国主导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后，一直奉行“美国优先”的政策。在特朗普政府的威胁下，加拿大和墨西哥被迫与美国重新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签署usmca。这一协定对域外国家具有明显的歧视色彩。在原产地方面，与之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相比，特朗普政府签订的usmca对汽车原产地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usmca对成员国汽车行业按照净成本计算的区域价值含量的要求不断提高。例如：usmca签订时要求乘用车、轻型卡车的区域价值含量到2020年1月1日须达到66%，2023年1月1日则须达到75%；该协定还规定乘用车、轻型卡车和重型卡车的生产必须使用70%以上原产于北美的钢和铝，这些汽车才能算是原产于北美地区。除了usmca，美国还在2022年通过《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nflationreductionactof2022），其中提到新能源汽车可以享受高达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但条件是整车须在北美地区组装，并且其中电池组件的关键原料须有一定比例在北美地区开采或加工。这些歧视性区域主义的做法实际是对域内其他国家自由贸易权利的损害，干扰了域内国家与域外相关国家的正常贸易往来，造成相关国家的经济损失。

　　（四）经贸合作“泛安全化”

　　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一些国家将经贸合作“泛安全化”，并以此作为打压竞争对手的工具。近年来，美欧等经济体频频以“安全”为名加大对外国投资以及本国对外投资的审查和限制，干扰正常的投资活动。2018年，特朗普签署《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扩大受管辖交易的范围，使更多领域的投资被纳入审查范围当中，同时还增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权，使cfius对外国投资拥有更强的限制能力。2023年8月，拜登签署《关于美国在受到关切的国家投资于特定的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的问题》的行政令。根据该命令，美国财政部长与商务部长及其他机构负责人协商后，一旦认为某些交易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就可以禁止美国公民进行此类交易和投资。除美国以外，欧洲在投资领域也采取了诸多安全审查措施。2024年1月，欧盟委员会提出加强经济安全的新举措，包括加强外商投资审查立法、监测和评估对外投资风险，以及加强对军民两用物品的出口控制等。2024年2月，欧盟正式通过《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强调在第三国对欧盟经济安全构成风险的情况下，欧盟需要在贸易、投资或技术合作方面采取果断应对和保护措施。美欧等经济体将经济与安全紧密捆绑并随意扩大安全范围的做法，不仅增加了国际经贸合作的不确定性，也给其他国家（地区）干预经贸合作作了负面示范。

　　（五）日益增多的非经济因素

　　除了经济领域自身的风险因素外，地缘政治冲突、国内政局动荡与社会骚乱、极端天气事件等非经济因素对全球经济带来的风险也在逐渐增大。在地缘政治方面，2022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给全球能源和粮食供应带来的挑战依然存在。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生铁、天然气和镍出口国，在煤炭、原油和精炼铝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同时，乌克兰也是小麦和葵花籽油等食品类商品的主要出口国。这场危机的爆发以及美欧对俄罗斯的制裁导致上述商品的供应受阻，从而推高这些商品的价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一些国家的粮食和能源危机。除了地缘政治因素外，一些国家内部的动荡与骚乱也产生溢出效应，给全球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例如，叙利亚、伊拉克等国的长期内乱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了全球的石油供应，并且还催生了欧洲的难民危机，加剧了欧洲的经济社会压力。此外，气候变化也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已成为当今世界的突出特征和趋势之一。例如：2022年的欧洲热浪导致6万人死亡；2023年的加拿大野火导致23万人流离失所及8人死亡；2024年4-5月，巴西的极端降雨导致灾难性的洪水，使超过58万人流离失所；2025年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山火已波及超过4万英亩土地，烧毁至少1.2万座建筑物，超过8万人处于强制疏散状态，估计直接经济损失达500亿美元。随着全球气候的升温，未来极端事件的发生频率还会进一步增加，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损失还会进一步增加。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00年以来，气候变化已造成超过3.6万亿美元的损失；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全球gdp到2100年可能会累计下降22%。

　　三、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方向

　　面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各国应该采取积极行动，协调彼此政策，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当前，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应着力推进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以及塑造促进经济增长和国际合作的政治动力等取得积极进展。

　　（一）促进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的增长

　　发展是解决日益凸显的全球问题的重要基础和途径，也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和目标。2024年11月，g20领导人峰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并将“应对全球重大挑战和危机，促进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的增长”作为会议主题。与会各国围绕全球经济增长问题达成多项共识，提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多项举措，主要集中在社会包容和抗击饥饿贫困，可持续发展、能源转型和气候行动，全球治理机构改革三个方面。在社会包容和抗击饥饿贫困方面，g20采取诸多措施，包括发起成立“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重申支持联合国发展议程、开展反腐败行动、制定国际税收合作框架以及推动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第21轮增资等。在可持续发展、能源转型和气候行动方面，g20重申对《巴黎协定》温控目标的支持，即将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控制在低于工业化前水平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其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在具体行动上，g20提出要将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提高两倍，将全球年平均能效提升速率提高一倍，同时还提到要向发展中国家的低碳排放提供融资支持。在全球治理机构改革方面，g20提出对联合国、世界银行、imf、wto等组织的改革计划以及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计划，包括增强联合国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建设和平委员会等机构的作用，增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代表性，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代表权，建立良好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治理与合作，等等。通过这些举措，促进全球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的增长。

　　（二）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在2015年制定并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共包括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消除贫困、消除饥饿、确保包容和公平教育、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等。根据联合国的估计，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社会各界每年需投入大约5万亿至7万亿美元，而目前的投资远未达到所需水平。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条件看，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实现上述目标方面面临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缺口并且经济发展受气候、贫困以及卫生问题的影响较大，迫切需要发达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帮助。因此，未来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各国的政策协调应向着弥合责任分歧、增加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方向前进。

　　（三）推进全球治理机构改革和提升全球治理效能

　　当今全球性问题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日益加剧，因此，为了更好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国际社会必须加快推进全球治理机构改革，增强全球治理效能。首先，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重要的国际机构，自然是改革的重点对象。g20领导人里约热内卢峰会宣言中提到的对于联合国的改革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振兴联合国大会，加强大会作为联合国主要审议、决策和代表机构的作用；二是改革安全理事会，呼吁扩大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以改善非洲、亚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三是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作用，以更好地促进成员国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也是各国的重要关切点。世界银行和imf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两个金融机构，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目前，各国对于这两个机构的主要改革诉求是增强发展中经济体的话语权和代表性，包括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这两个机构中的投票份额以及在imf执行董事会为非洲增设席位等。最后，贸易领域的机构改革也是关系全球经济增长和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wto是管理全球贸易的重要机构，各国对于该机构的改革聚焦在争端解决机制方面。当前，由于各国围绕这一机制的改革始终未能达成一致，造成这一机制目前处于停摆状态，因此未来建立运作良好的争端解决机制将是wto改革的关键。

　　（四）塑造促进经济增长和国际合作的政治动力

　　国家之间的政治合作与相互信任是推动各国携手应对全球经济风险的基础。因此，各国的政策协调要把推动政治层面的合作作为重要内容。首先，各国应遵守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规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并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其次，各国要摒弃冷战思维，坚持合作导向。自2017年特朗普执政以来，一些西方媒体、学者以及政客开始鼓吹“新冷战”。一旦这一概念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竞争与对抗就会取代合作成为国家间关系的主要逻辑，而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全球化进程将会受到严重冲击。因此，各国在政策协调中要坚持合作导向，抵制“新冷战”概念和思维，避免陷入西方的话语陷阱。最后，各国要加强合作机制间的协调与沟通。无论全球层面还是各个地区都建立了诸多的合作机制，但是这些机制的职能存在交叉，导致国际合作机制的冗余化，也提高了合作的成本。因此，各国应该加强合作机制间的协调与沟通，使不同合作机制能够更好融合，提高机制效率。

　　此外，无论在减少国内不平等、加强财政可持续性、促进预算整合方面，还是在促进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加强国际税收合作都是重要途径之一。从实践看，国际社会在加强税收合作与治理方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早在2013年，g20就开始委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制定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的15项行动计划。2019年，oecd首次提出beps包容性框架下的“双支柱”解决方案。截至2024年5月28日，已经有147个国家和地区加入beps包容性框架。2024年10月23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通过《喀山宣言》，其中提到“认识到继续提升和机制化金砖国家税务合作的重要性，欢迎通过《金砖国家税务机关负责人治理框架》作为金砖国家间开展系统及长期税务合作的重要一步”。2024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题为“在联合国促进包容和有效的国际税务合作”的决议。根据该决议，联合国会员国将就《国际税务合作框架公约》文本内容及两份早期议定书展开谈判。除联合国这一平台外，一些国家还通过其他机制进行国际税收合作。国际税收政策合作与协调仍将是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内容，也是有效应对全球经济分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本文为节选，原文刊发于《国际税收》2025年第3期）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徐秀军，常方煜.全球经济分化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j].国际税收，2025（3）：31-39.